三明市由副市长牵头组织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

在环节社会里集体意识强势，个人意识孱弱，集体意识直接吸纳个人意识，个人不带任何中介直接系属于社会。

与高利转贷罪采取典型行为犯构成要件的立法技术不同，刑法对不少犯罪构成要件的设置采取的是结果犯和情节犯相结合的技术。(101)国家和社会若不着力于改变催生犯罪的因素，只是希望通过传统严打、运动式犯罪表面化治理，只可能产生割韭菜效应的犯罪治理效果。

(14)马克思、恩格斯也指出，人类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有的罪名如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增设，主要源于特定时期国家对民生问题的重视，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现象恰巧成为该时期热点民生问题。社会现实生活中热点民生问题的形成往往有特殊的背景，是社会矛盾和多方利益冲突的集中反映，作为社会控制手段之一的刑法当然不该视而不见。因为，一方面，法治首先乃是一种规则之治，在法治国家，政治行为必须受法治约束，如果一种法律没有规则或者其规则未得到有序的遵守，那么这种法律就不能成为我们所了解的那种法律制度。相反，如果国家采取选择性打击，杀一儆百，社会民众和犯罪分子就会将惩罚看作仅仅是碰运气时可能会遇到的一种危险，(97)惩罚同样缺乏道义性。

(39)当前我国的客观情况是，刑法立法没有慎重考量兜底条款对罪刑法定原则和刑法人权保障机能的侵蚀，设置数量庞大的刑法兜底性条款，这已成为推动刑法范围扩张的重要助力，也为刑法实践中的过度化提供了法规范上的依据。第四，司法机关将社会转型时期的灰色行为纳入刑法范围，难以符合犯罪的本质。为解决这些任务，国家权力加强，伴随司法权扩大也是必然趋势。

反对刑法的过度政策化，针对点主要是强调行为犯罪化的正当化根据，刑法对任何犯罪的增设必须恪守伤害原则、责任原则、刑法最小化原则以及比例原则，而不能仅是某个时期国家的政策需要。(98)美国学者若内特和塞尔兹尼克将法律的发展归纳为三种形态，即压制型法、自治型法和回应型法。公民行使和追求权利的行为，不能轻易被犯罪化。包括刑法在内的所有法律都是国家制定的，国家职能和任务的界定，无疑关系到法律的调整范围。

其次，平等是法律的基本价值，刑法对包括财产关系在内的任何社会关系介入，都必须遵循平等原则。第四，刑法过度化将阻碍经济社会的创新。

(71)(美)P. S.阿蒂亚、R. S.萨默斯：《英美法中的形式与实质——法律推理、法律理论与法律制度比较研究》，金敏、陈林林、王笑红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页61。(99)这种划分反映的是法律进化的进程以及法律与社会之间的相生关系。其实，只要对我国当前经济社会稍有常识的人都会清楚，本罪是人民银行等金融机构强势意见的法律表达，明显存在对银行等金融机构利益过度保护之嫌，严重违背了市场经济的本质和法治平等原则。在英美，刑法过度所引起的罪名的增设和犯罪数量的增加导致了法院和监狱的过度拥挤，已造成了刑罚的谴责功能的大大退化。

亦即，刑法的目的不只在于遏制犯罪，还在于遏制国家权力。从刑法规定看，我国《刑法》规定的诈骗罪形态多样，除《刑法》第266条规定的普通诈骗罪外，还有特别类型的如合同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等。另一方面，面对社会发展，刑法的立场也应作出相应调整。又如货币类犯罪，其侵害的是国家法益，并不存在具体对象，也难以发生具体法益侵害结果，无法将其规定为结果犯，刑法将行为设置为构成要件，是源于该类犯罪的特性。

⑦Douglas Husak, Overcriminalization: The Limits of the Criminal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3—32. ⑧Andrew Ashworth and Lucia Zedner, "Defending the Criminal Law: Reflections on the Changing Character of Crime, Procedure, and Sanctions", 2 Criminal Law and Philosophy, 22(2008). ⑨Jonathan Herring, Criminal Law: Text, Cases and Materials(5[th] Edi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11—12. ⑩(英)威廉·葛德文：《政治正义论》(下卷)，何慕李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页141。在现实社会，法定犯认定由于需要具有特定领域的专业知识支持，人民法院有时难以胜任。

当现行刑法缺乏对应条款时，国家总会通过立法，以新增罪名方式解决。现代社会，刑法与刑事政策的分立早已是客观事实，但两者的联系从未中断：一方面，刑法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措施之一，必须以社会为基础，回应社会需求，受到国家公共政策制约。

(59)参见(英)休谟：《道德原则研究》，曾晓平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页145。所以，刑法学在作为教义学面容呈现的同时，必须关注其作为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的属性，回答刑法适用如何体现国家政治结构与权力运转，以及国家对公民诉诸强制力的正当性问题。近代学派改变了古典学派关于犯罪与刑罚关系的物理性理解，强调犯罪—刑事政策—刑法的互动，重视刑法的预防功能，将刑事政策带入刑法体系，催生了刑法与刑事政策的二重协奏，但此后刑法始终面临着过度政策化的困扰。②George P. Fletcher, Rethinking Criminal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xix. ③参见(英)马丁·洛克林：《剑与天平——法律与政治关系的省察》，高秦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译者序，页4。(18)参见周少华：法律中的语言游戏与权力分配，《法制与社会发展》2006年第5期。此外，政府一旦推行某项专项社会治理措施，在政府强大权力能量的动议下，立法、司法机关往往不得不为政府的行为做出背书性的立法和司法。

(60)刘艳红，见前注(41)。另一方面，在现代法治国家，法治的推行必须严格贯彻形式理性主义，政治权力必须采取制度化法律的形式作用于社会生活，否则社会生活将会陷入权力的挟持之下，无法预测。

法律的本质是国家依据政治权力所为的强制，它是为了实现并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而要求人们为一定行为的装置或过程。(104)洛克林，见前注(3)，页6。

经济社会的创新需要自由的社会环境，只有自由，每个人才可以做自己擅长之事，在分工中发挥自己的优势。(85)但考虑到刑罚适用对公民权利与自由造成的妨碍，理论界支配性的观点还是肯定刑法最小化观念。

这种三阶段递进收缩式的犯罪化作业机制过滤原理，要求刑事立法在决定是否将特定种类行为犯罪化并赋予刑事制裁的法律效果时，应当渐次考量道德规范体系、民商法、行政法等一次法规范体系以及刑事法作为第二次法规范体系对该行为调整的必要性、可能性与有效性。其次，从既有法律的规定看，现有制度和刑法条文(如《刑法》第313条)完全可以解决本罪意图解决的问题，设立本罪将导致罪名的重叠和罪刑条款的多余。即便实践中有立法程序的规范制约，但面对刑罚权的巨大动能，立法程序有时也难以发挥实质性约束作用。第五，司法机关滥用刑事手段插手经济纠纷，导致刑法的过度化。

刑法不再是单纯的暴力强制，尽管刑法仍然具有强制性，但这种强制是具有节制性的，不能超过一定的界限。国家刑罚权能不能受到刑事法的有效约束，是一个国家在刑事法领域是否实现法治的根本标志，进而也是判断一个国家是否为法治国的基本标志。

刑法过度化引起的是国家刑罚权的膨胀，必然形成对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压缩。比如，言论自由是现代各国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与自由，公民在行使这种权利时，天然具有侵犯他人名誉权、隐私权等危险性。

刑法条文和罪名数量一直处于增长中，特别是近年刑法修正案频繁颁布所呈现出的刑法立法异常活性化，使得当前的社会治理明显染上了刑法浪漫主义色彩，进一步强化了具有根深蒂固历史传统的政策导向型工具刑罚观。立法是国家法治活动的开端，其重要性被哈耶克视为人类所有发明中充满了最严重后果的发明之一，其影响甚至比火和火药的发明还要深远，(25)自然没有理由不矜持慎重。

另外，反对刑法频繁修改，可以避免国家将刑法作为工具，推行政治目的。刑法一旦过度化，将人为地扩大处于金字塔顶端的犯罪圈范围，国家将相应增加对犯罪治理的资源投入。何荣功：经济自由与经济刑法正当性的体系思考，《法学评论》2014年第6期。(68)参见姚建宗：论法律与政治的共生：法律政治学导论，《学习与探索》2010年第4期。

要根本上改变传统的间歇性、运动式的犯罪治理模式，建立常态社会的犯罪治理模式。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

法治国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逻辑关系决定了公民具有不被犯罪化的权利，反映在刑法上就是确立了伤害原则或法益侵害原则等犯罪化的基本原则。若依据刑法本性和前述现代刑法应然生存空间的论述，当前我国的刑法过度化及其对社会治理造成的负面影响，绝不可小觑。

(84)周少华，见前注(39)，页32。(20)洛克林，见前注(3)，页14。